近年来，为迎接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，也为展示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的收获，相继出版了几部《香港文学史》。这对内地读者了解香港文学的状貌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；然而，不容回避的是，有的成书匆忙，著者对作家个案缺乏仔细研究，有的为照顾“面”而淡化了深度的求索，尤其是对小说这种占香港文学主体的文类，在面面俱到的论述中显得顾此失彼，没有展开深入的扫描和论证。最近读到袁良骏先生的《香港小说史》（第一卷）（海天出版社），给人惊喜之感，觉得这部著作的确像刘以先生在《序》中说的那样：“有详尽的论述，有入微的剖析，有正确的视点，有独到的见解，是一本好的史书。”
文学的历史是一种曲折的发展过程，而对这一过程的扫描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写一部文学史，没有一种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的求实和探索精神是难达佳境的。袁先生深悟此道，他为了撰写这部《香港小说史》，四次赴港收集资料，作了数册阅读笔记，查阅了1907年迄今的一百多种香港报刊的合订本和单行本，阅读了五百多部小说，并经过详细的审察、爬梳、筛选，依据“史有实据”的原则，立足于文学创作的实际，进行研究和总结。“苍天不负苦心人”，著者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，使其研究摆脱了陈陈相因、人云亦云，别开生面地将香港新文学的诞生提前了五年。此前，香港文坛一直将1928年8月创刊的《伴侣》，视为香港新文学的“第一燕”。可是袁先生通过图书资料的钩沉，发掘出一本1924年7月创刊的《英华青年》。从中发现了五篇极具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的白话小说，这些小说摆脱了文言的束缚，充分体现出五四新文学的影响，为香港的新文学发展开一先河。
尽管香港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，但她属于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。袁著《香港小说史》较为稳妥地把握了这种血脉关系，在论述香港文学的发展或作家的创作时，既注意将其置于内地文学的框架中探本求源，又不忽视在对比的视角中突出香港文学的独特风采。著者在论及香港的《文艺新潮》的现代主义倾向时，从宏观论述了五四以降内地和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衰、流变，以及政治实用主义对两岸三地的干扰。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一些不愿卷入政治纷争的纯文艺作家，把现代主义当作自己的旗帜，创办了《文艺新潮》，大力推介现代主义小说，广收博采，为香港现代派小说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，这样就在纵的扫描和横的对比中，将《文艺新潮》倡导现代主义的历史功绩表露无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著者在关注香港与内地的文学承续性的同时，还着力探讨了香港文学的独持性。著者在论及香港和上海小说的共通的城市性时，特别指出香港小说的都市性“紧紧纠结着它的‘乡土性’”，从而得出香港小说是都市性与乡土性的高度结合——“市井性”的结论。这类独到的见解，所在多有，都是在宏观与微观、整体与局部的对比中审视、爬梳而得。
毋庸讳言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存在。这里云集着一些进步的作家、中间派作家，还有一些“亲蒋派”作家。他们的作品无不烙印着自身世界观的痕迹，出现了左派小说、“港岛传奇”和“绿背小说”的对峙局面，对这种过往岁月的客观存在，著者本着忠实于历史的原则，没有回避这种社会现实，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评判。他对当时泛滥成灾的“港岛传奇”作出了浮泛和不深刻的评价，也指出“绿背小说”和“左派小说”是“政治实用主义的产物，都没有多少文艺价值”的倾向，尤其是对胡适曾给予高度评价的张爱玲的“绿背小说”《秧歌》，著者先是肯定这部小说是“绿背小说”的“佼佼者”，指出是在“政治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写的小说”，但它却“高出一般的”“绿背小说”，“在总体上的不真实之中，也有局部的真实”；“但这些枝节的真实”，并不足以改变“总体上的不真实”。评价较为公正、客观，既对“绿背小说”的反动本质予以揭露，又对张爱玲接受美新处的授意，而写这种“违背创作规律、违背艺术良心的失败之作”’感到惋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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